修復關係讓愛重生-李重生

  從創傷到復原：教練與協談的雙重使命 許多人帶著隱藏的創傷走進我們的生命，尋求支持與指引。我深知這些創傷如何悄然地影響著我們的生活，甚至影響我們與上帝、與他人的關係。由 Julia Vaughan Smith 所寫的《 Coaching and Trauma: From Surviving to Thriving 》這本書開啟了我對創傷與教練工作的全新理解。它不僅讓我重新思考如何在協談中陪伴來訪的個案，也讓我意識到，作為教練，我們的角色可以如何幫助來訪個案從僵化的生存模式走向復原的過程。   創傷：不只是過去的傷痕 當我們聽到「創傷」這個詞，腦海中可能會浮現戰爭、災害或虐待的畫面，這些確實是創傷的顯著例子。然而， Vaughan Smith 提醒我們，創傷並非單一事件，而是一個深層的內在過程。它源於生命中那些讓人感到生命受到威脅、卻無法逃脫的經歷，特別是在嬰幼兒時期或子宮內的階段。這些經歷可能包括母親的高度壓力、複雜的分娩過程、或是早期與主要照顧者的分離。這些看似平凡的時刻，卻可能在無形中留下永恆的印記，影響一個人的情感、思考方式，甚至身體反應。   在協談實務中我常常聽到來訪個案分享他們的成長經歷 —— 或許是父母的冷漠、家庭中的爭吵，或是童年時感受到的被遺棄。這些故事的背後，往往隱藏著創傷的影子。聖經告訴我們，人是按著神的形象被造（創世記 1:27 ），但罪的進入讓這個世界充滿破碎。創傷，正是這種破碎在個人生命中的具體表現。作為牧師與基督徒教練，我們的呼召不僅是幫助人面對這些破碎，更是要帶領他們經歷神的醫治，找回那個被神原初設計的、健康的自我。   生存與復原：內在的兩張面孔 Vaughan Smith 借鑒了心理學家 Franz Ruppert 的理論，提出人內在有三個部分：健康自我、創傷自我與生存自我。健康自我代表我們最真實、最接近神形象的那一面，充滿自我反思、慈愛與自主的能力。然而，當創傷發生時，人的內心會分裂，創傷自我承載了那些未被處理的痛苦與恐懼，而生存自我則成為一種防禦機制，試圖保護我們免受進一步的傷害。   生存自我的出現，初看之下像是能夠存留生命的唯一選擇。想像一個孩子在充滿暴力的家庭中長大，他可能學會壓抑情感、過度工作，或是討好他人，以避免更多的衝突。這些生存策略在當時幫助他活下來，但隨著時間推...

AI 科技加速了生活各個層面的變化，教會與事工領袖更加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 如何在繁忙的事工中激發同工的潛能？如何在多元的資源下培育出敬虔且有影響力的領袖？《教練領導力》一書提供了一個具體可行的答案 —— 「教練」（ coaching ）。這不僅是一種領導模式，更是一種轉化人心的藝術 。 「教練」模式可以說是現代事工的核心動力，能為領袖與團隊開啟一條通往成長與突破的道路。   教練的本質：從掌控到賦能的轉變 《教練領導力》一書的開始就以泰瑞牧師的故事揭示了事工領袖常見的困境：孤立無援、筋疲力盡、事必躬親。泰瑞的經歷並非特例，許多領袖在事工中感到挫敗，因為他們試圖以傳統的「指導」模式來領導 —— 提供答案、制定計畫、掌控全局。然而，這種模式往往導致領袖的疲憊與同工的被動參與。書中提出的「教練」方法，則是一種截然不同的領導方式，它不是告訴別人該做什麼，而是透過傾聽與提問，引導對方發現神在他們生命中的呼召與解決方案。   這種轉變與心理學所說的自我決定理論（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契合。該理論認為，人類的內在動機來自三個基本需求：自主性、能力感與關係性。教會傳統的指導模式往往剝奪了同工的自主性，使他們感到被控制而非被激發。而「教練」模式通過開放式提問與積極傾聽，讓同工感受到被尊重與信任，從而激發他們的內在動機。例如，書中所舉例的泰瑞牧師在學習「教練」技巧後，開始更多地發問與傾聽，而不是直接給予答案。他發現，當同工自己提出想法時，他們不僅更有動力去執行，還因為「擁有感」而對事工產生更深的委身。   「教練」的這種方法也呼應了聖經中關於裝備與賦能的教導。以弗所書 4 章 12-13 節提到，傳道人的角色是「裝備聖徒，做事奉的工作，建造基督的身體」。當領袖試圖獨自承擔所有責任時，他們無意中剝奪了其他肢體發揮恩賜的機會。而「教練」模式則創造了一個支持性的環境，讓每個人都有機會探索自己的呼召，並在聖靈的引導下成長。這種從掌控到賦能的轉變，不僅減輕了領袖的壓力，也讓整個事工團隊更加健康與有活力。   教練與指導的區別：引出而非灌輸 書中第二章深入探討了「教練」（ coaching ）與「指導」（ mentoring ）的區別，這是理解「教練」核心價值的關鍵。指導是一種「灌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