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創傷到復原:教練與協談的雙重使命
許多人帶著隱藏的創傷走進我們的生命,尋求支持與指引。我深知這些創傷如何悄然地影響著我們的生活,甚至影響我們與上帝、與他人的關係。由Julia Vaughan Smith所寫的《Coaching
and Trauma: From Surviving to Thriving》這本書開啟了我對創傷與教練工作的全新理解。它不僅讓我重新思考如何在協談中陪伴來訪的個案,也讓我意識到,作為教練,我們的角色可以如何幫助來訪個案從僵化的生存模式走向復原的過程。
創傷:不只是過去的傷痕
當我們聽到「創傷」這個詞,腦海中可能會浮現戰爭、災害或虐待的畫面,這些確實是創傷的顯著例子。然而,Vaughan Smith提醒我們,創傷並非單一事件,而是一個深層的內在過程。它源於生命中那些讓人感到生命受到威脅、卻無法逃脫的經歷,特別是在嬰幼兒時期或子宮內的階段。這些經歷可能包括母親的高度壓力、複雜的分娩過程、或是早期與主要照顧者的分離。這些看似平凡的時刻,卻可能在無形中留下永恆的印記,影響一個人的情感、思考方式,甚至身體反應。
在協談實務中我常常聽到來訪個案分享他們的成長經歷——或許是父母的冷漠、家庭中的爭吵,或是童年時感受到的被遺棄。這些故事的背後,往往隱藏著創傷的影子。聖經告訴我們,人是按著神的形象被造(創世記1:27),但罪的進入讓這個世界充滿破碎。創傷,正是這種破碎在個人生命中的具體表現。作為牧師與基督徒教練,我們的呼召不僅是幫助人面對這些破碎,更是要帶領他們經歷神的醫治,找回那個被神原初設計的、健康的自我。
生存與復原:內在的兩張面孔
Vaughan Smith借鑒了心理學家Franz
Ruppert的理論,提出人內在有三個部分:健康自我、創傷自我與生存自我。健康自我代表我們最真實、最接近神形象的那一面,充滿自我反思、慈愛與自主的能力。然而,當創傷發生時,人的內心會分裂,創傷自我承載了那些未被處理的痛苦與恐懼,而生存自我則成為一種防禦機制,試圖保護我們免受進一步的傷害。
生存自我的出現,初看之下像是能夠存留生命的唯一選擇。想像一個孩子在充滿暴力的家庭中長大,他可能學會壓抑情感、過度工作,或是討好他人,以避免更多的衝突。這些生存策略在當時幫助他活下來,但隨著時間推移,它們卻成為擺脫不掉的無形枷鎖,讓他在成年後無法自由地感受愛、建立關係,甚至無法完全信靠上帝。Vaughan Smith在書中提到,許多來找教練的人,表面上看似成功——高薪職位、幸福家庭——然而內心卻掙扎於冒牌者症候群(imposter
syndrome)、倦怠或人際衝突,而這些問題的根源往往與早期的創傷有關。
因著從事教牧協談的關係,我常見到基督徒在靈性生命中面臨類似的困境。他們可能熱心事奉,卻在內心深處感到空虛;他們可能不斷尋求神的認可,卻無法接受自己本來的價值。在聖經舊約詩篇42篇,詩人哀嘆的說:「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這正是生存自我與創傷自我在作祟,而健康自我卻被壓抑的寫照。教牧教練(Pastoral Coaching)的工作,並非要挖掘這些創傷的細節——那是心理治療師的領域——而是幫助個人在安全空間中,喚醒那個健康自我,讓他們開始聆聽神的聲音,找到復原的路。
教練的角色:陪伴而非拯救
閱讀《Coaching and Trauma》這本書讓我深刻體會到,教練與治療師的最大區別在於界限。心理治療通常涉及深入探索創傷,帶領人面對壓抑的情感,這需要專業的心理治療訓練和技巧。而教練的角色則是陪伴,幫助來訪個案利用內在的資源,朝著他們想要的方向前進。(在專業訓練上,我已取得教牧輔導博士的學位,並且獲得香港專業輔導協會以及亞洲專業輔導及心理協會的會員認可。也完成情緒焦點婚姻與家庭治療的完整認證訓練,還有基督徒教練的進階訓練)。Vaughan Smith強調,教練不應掉入「拯救者」的陷阱——也就是試圖為來訪個案解決問題或承擔他們的痛苦。相反,我們需要保持自己的健康自主,成為一個安全的鏡子,讓來訪個案看清自己的生存策略,並鼓勵他們朝著復原邁進。
耶穌在約翰福音13章說:「我給你們作了榜樣,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作的去作。」祂並未強迫門徒改變,而是通過榜樣與陪伴,引導他們成長。當一位會友告訴我,他因童年時的被忽略而感到不配得神的愛時,我不會急於給出答案,而是會問:「你現在覺得自己需要什麼,才能感受到神的接納?」這樣的問題激發他的健康自我,讓他開始與神建立新的連結。
書中提到有位教練描述個案因長期壓抑情緒而陷入混亂,教練本想「拯救」他,卻發現自己也開始被捲入情感糾葛。通過督導與反思,教練學會退回自己的角色,僅提供支持與空間,最終這位個案自己找到了改變的動力。這提醒我們,在牧養與教練的過程中,界限至關重要。我們可以為人祈禱、提供聖經的安慰,但最終,復原的責任在於個人與神的互動。
創傷與領導:教會中的應用
Vaughan Smith在書中探討了創傷如何影響領導與團隊,這對教會領袖尤其具有啟發性。許多牧師或事工負責人帶著自己的創傷進入領導角色,可能表現為控制欲過強、對批評過敏,或是無止境的犧牲自己。他們的生存自我可能驅使他們成為「完美主義者」,卻忽略了自己的靈性健康。當這樣的領袖帶領團隊時,教會可能陷入緊張或分裂,因為創傷會在人際關係中重複上演。
我曾經輔導過一位牧師,他因童年時父親的嚴苛管教,形成了高度自我批評的生存策略。在教會的同工會議中,他總是對其他人的意見持懷疑態度,甚至不自覺地批評他人。起初,我試圖直接勸導他,卻發現效果有限。後來,我開始運用教練的技巧,問他:「當你感到不安全時,你通常會怎麼回應?」這個問題讓他能夠停下來反思,漸漸地,他開始承認自己的模式,並願意在禱告中尋求神的醫治。這種方法不僅幫助他個人成長,也讓教會的氛圍變得更和諧。
實踐中的挑戰與成長
將創傷意識融入教練與牧養並非易事。Vaughan Smith坦言,許多教練(包括她自己)最初對談論創傷感到不安,擔心這會讓來訪的個案退縮,或誤以為這是心理治療的領域。然而,她鼓勵我們以慈愛與好奇的心態引入這些概念。例如,當我與一位會友討論他的壓力來源時,我可能會說:「有時候,我們過去的經歷會影響現在的感受,你願意一起探索嗎?」這樣的開場不僅尊重對方的界限,也開啟了對話的可能。
書中提到「心靈分裂模型」(split in the psyche model)是一個強大的工具。它將人的內在分為健康自我、創傷自我與生存自我,幫助我們理解行為背後的動機。我曾用這個模型與個案討論,個案突然意識到自己對工作的強迫症源於童年時想取悅父親的渴望。這個頓悟讓他開始調整生活步調,尋找與神更深的連結。作為牧師,我也會在查經課程時介紹這個概念,鼓勵會友反思自己的生存策略,並邀請他們將這些帶到神面前。
然而,挑戰在於我們自身的創傷。Vaughan Smith誠實地分享,她自己的生存策略曾包括焦慮和工作成癮,這些都源於她的家族歷史。我們無法帶領他人走出創傷,除非我們願意面對自己的內在破碎。保羅在哥林多後書1:4說,神「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這提醒我們,自己的復原之路是服事他人的基礎。或許,我們需要尋求屬靈導師或專業幫助,來處理自己的創傷,這樣才能成為更好的陪伴者。
從生存到復原:基督徒的盼望
創傷的復原並非一蹴可幾。Vaughan Smith強調,這需要個人投入時間,通過治療或屬靈操練,安全地面對壓抑的情感。對於基督徒來說,這過程可以包括禱告、默想聖經、與基督徒團體分享,甚至接受專業輔導。教練的角色在這裡是輔助的——我們可以幫助基督徒辨認生存策略,鼓勵他們聆聽健康自我的聲音,並引導他們與神建立更深的關係。
有一位姊妹,她因婚姻中的背叛而長期活在受害者的生存模式中。她總是試圖「拯救」丈夫,卻忽略了自己的需要。通過幾次教練對話,我們一起禱告,探索她內心的渴望。當她開始接受自己的價值,並將憤怒交託給神時,她發現自己能更自由地愛丈夫,而不帶著舊有的傷痛。這正是復原的標誌——不再被過去綁住,而是活出神賜予的新生命。
成為復原的使者
作為牧師與基督徒教練,我的使命是幫助基督徒從生存走向復原,從破碎走向完整。這需要我自己能夠保持界限、培養自覺,並不斷在神裡面成長。當我以健康自我陪伴他人時,我就是與神同工,讓祂的醫治之手透過我而延伸。
我鼓勵每位閱讀這篇文章的你,將其原則應用於你的服事中。或許,你會發現自己在陪伴別人時,也同時找到了自己的復原之路。讓我們一起回應耶利米29:11的應許:「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災禍的意念, 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願我們成為這指望的使者,帶領人走向神的復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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